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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黄彦震

时间:2019-11-07     字体:【大】【中】【小】  【打印本稿】

  

    黄彦震,男,1983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区域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西北区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先后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项目、陕西省教育规划项目。出版著作《儿童教育课程与教学法》《儿童心理研究》《御批道德经》《黑龙江农业史》,在《贵州民族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经济体制改革》《北方文物》《北方论丛》《满语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

黄彦震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要: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物,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七三一部队的设立,得到了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陆军军医医院的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裕仁天皇是知情者和支持者。细菌战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表现,其本质是反人类的。人体实验违反了医生的职业伦理。天皇体制、武士道精神、耻感文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己制造的欺骗。

关键词:七三一部队;军国主义;细菌战;人体实验

20世纪60年代,在史学革命的背景下,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国内顶级史学家纷纷主张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打破王朝史观,以“五朵金花”为研究热点,其特点是以论带史,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的宏观认识。值得欣喜的是,高中历史教学必修课经历了十年专题史模式后,终于恢复到了通史模式,这有利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中外历史纲要》是高中历史课程的基础,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能够知道历史遗迹、考古发现、从古代到现代的各种文献是了解历史发展的重要证据,并能够开始使用资料作为证据来检验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解答。”[1]本文选取《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第23课《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中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进行案例分析,课程标准要求“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2],那么根据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对应关系,就要证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物,这样才能印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对于这一问题,我将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以求教于学者与方家。

一、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物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物,“在其建立和扩张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天皇、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大学院校、医学界的支持和配合,体现了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3]

如何运用科学的史料实证来证明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呢?这是教学当中的一个难点。在没有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对于此类难点问题是无力解决的,包括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辨析,也包括理性分析和客观评价。

(一) 日本裕仁天皇御笔亲批支持七三一部队

日本裕仁天皇是日本二战的真正元凶。日本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决定了天皇是身兼陆军和海军的统帅,乾纲独断,首相、陆相、海相皆无军权,首相更是频繁更换。七三一部队正式设立于1936年6月25日[4]1932年设立于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的细菌研究室和1933年设立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石井部队和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的加茂部队,只是七三一部队设立前期的准备。七三一部队在1936年设立时,出于保密的需要,叫做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按照日军以部队长官姓氏称呼部队名称的惯例,也称为石井部队。直至1941年关东军系统全部使用番号时,被编作第七三一部队。

在历史研究中,档案无疑是第一手资料,铁证如山,不容辩驳。日本天皇学术界一直宣称天皇不知道有一支七三一部队。1985年英国拍的纪录片《731部队——天皇知道吗?》只是暗示,但无法证明日本天皇知道731部队。下面我用日军细菌战部队命令文件来证明七三一部队自成立时起,就受到日本裕仁天皇的重点关注。在伯力审判的记录中,关东军医务处长梶塚隆二的证言记载,七三一部队是1936年遵照天皇敕令成立的[5],即陆甲第七号1939年奉天皇第二道秘令开始改编,1940年完成改编[6]1940年下半年又奉天皇秘令,成立海拉尔、孙吴、海林、林口四个支队[7],即案卷第十五卷,第三页[8]。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长、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少将的证言,也确认了1936年设立七三一部队的天皇敕令[9]

梶塚隆二、川岛清是日本关东军和七三一部队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证言极为重要,但是由于七三一部队在撤退时对档案材料进行了销毁,他们提到的天皇敕令如今不得而见。所以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无法使用日本细菌战部队命令文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近年来“日本内阁、陆军省、外务省、关东军等官方机构的往来公文和命令文件,对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本质、活动范围,战争罪行、战时活动和战后危害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补充”[10]

1936年9月,七三一部队刚成立之际,裕仁天皇亲自批示陆军军医学校人员到七三一部队兼职。参谋本部的文件(《陆满密受第一三一九》)《关于制定允许陆军军医学校职员兼职为关东军防疫部职员之事》,其中记载了裕仁天皇的军令案《军令陆乙第四十一号》:“朕命令制定并施行陆军军医学校职员兼职为关东军防疫职员之事的方案。”[11]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给陆军大臣寺内寿一下达命令(《参谋本部临参密第二七一号第一》)[12],允许陆军军医学校职员作为关东军防疫部职员。关东军防疫部就是指七三一部队,可见此事极为重大,此档案直接证明了七三一部队的发展壮大是经过裕仁天皇、参谋总长、陆军大臣的层层命令,才得以实施的。出于保密的目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又向陆军大臣寺内寿一下达命令(《参谋本部临参密第二七一号第三》):“题首之事按照附件已获御裁,特通知于你。顺便告知,御裁手书用完后请返还。”[13]可见裕仁天皇对于自己关于细菌战部队人员组建的批示十分重视保密,不想留下任何文字资料。不过,日本天皇百密一疏,还是留下了这件铁证如山的命令文件,可与梶塚隆二、川岛清的证言互证,有力地说明天皇对七三一部队的知情和支持。这是史料实证的具体方法和经典案例,南京大屠杀历来也为日本人百般抵赖,也应参照七三一案例,用日本军令档案加以证明,远比仅用证言有力。希望中国学者多去日本、美国、俄罗斯各档案馆,广泛查阅解密档案,用史料实证的方法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二)七三一部队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七三一部队在战场上实行细菌作战,以往的研究多用施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的证言来揭露,这些证言有些不准确、多个人的证言存在相互矛盾、细节不清等问题,只能作为旁证。而最能直接反映七三一部队实施细菌战的证据,是日本关东军的命令文件。命令档案和证言结合使用是该课史料实证的根本方法。如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发布的《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牒》(关宪警第58号):“宪兵对逮捕的犯人,可在审讯后不经法律程序直接移送到哈尔滨的宪兵队,这样的移送在通牒中被称为‘特别移送’。”[14]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斋藤美夫的证言跟通牒构成了互证,他说特别移送就是把犯人押送到石井四郎的细菌部队[15]。这样才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使得日本右翼分子无可辩驳。

七三一部队首次在战场上实施细菌战是在1939年对苏联的诺门罕战役。面对着南进还是北进的战略抉择,日本决定在诺门罕发动战役,试探苏联的军事实力。1939年7月7日12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发布《关作命丙第七八》:任命陆军军医大佐石井四郎自七月八日开始的十日间为海拉尔、将军庙方面的防疫给水部队指导。因为事关器材补给,应该配备部下将校十五名随行,并应将上述名单呈报上来。[16]从军事实力上看,日军比苏军要差得多,所以在战争后期便使用细菌战的方式以图扭转败局。

1939年7月25日,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向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报告《陆满密受第一零九一号》[17],关东军防疫部、临时第三防疫给水班、临时第四防疫给水班参加诺门罕战役的人员配备情况。七三一部队派出200人分为两队参战,防疫班和整备班100多人由关东军参谋山本吉郎中佐带领,敢死队22人由七三一部队第二部部长碇常重少佐带领,将霍乱、肠伤寒菌、赤痢菌、鼠疫菌、炭疽菌等烈性传染病菌溶液22.5公斤,分三次投撒到哈拉哈河等水源地实施细菌攻击。

伪满洲国实行邮政信件检查制度,日本关东宪兵队对邮政信件的发信人、收信人的情况、信件内容要进行全面检查。在夏季进行细菌战,七三一部队的士兵也是第一次,因此颇为不习惯,这从邮政检阅档案中士兵的信件里可以反映出来。“在炎热高温达到(华氏)120F、130F的地方,派遣“瓦斯”士兵带着防毒面具前往作业,其痛苦程度真的是不如死了痛快,军队完全就是焦热地域啊。”[18] 

诺门罕战役的结果是由于苏军之前有所准备,由后方直接通过供水管道供应水源,而日方出于保密的考虑没有告知士兵,造成了1340名日军感染,40名七三一部队队员致死。而值得注意的是,诺门罕战役结束后,石井四郎受到关东军和陆军部两次嘉奖,细菌战得到日本军方的鼓励和支持,这说明陆军省和关东军对细菌战是大力支持的。

浙江衢州是诺门坎战役之外唯一存在攻击命令的战斗。“大陆指”是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下达的作战命令,需要天皇亲自授意。“大陆指”第690号记载于“井本日记”中,是指示七三一部队进行“特种瓦斯实验”的命令。“大陆指”第781号是停止“特种瓦斯实验”的命令。1940年7月,石井四郎在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659号命令下,率领七三一部队的远征队开赴衢州战场,造成了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炭疽等传染病的流行。

(三)遗址遗迹、口述史料、人员名录可作为旁证

关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前文已用日本细菌战部队命令文件加以实证,在中学历史教学的课程中,教师应该使用这些原始档案作为主要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在学理上使得日本右翼势力无法辩驳,也使中学生获得运用可信史料重现历史真实的能力。在该课的教学中,除了原始档案之外,遗址遗迹、口述史料、人员名录等皆可作为旁证,运用到课程设计中。

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外开放,陈列馆位于七三一部队遗址遗迹之上。2003年4月9日更名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可看出人们在认识上已把七三一部队的罪行不仅仅局限于细菌战,后来认识到还有性质同样恶劣的人体实验。201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馆正式开放,新馆与旧馆有机融合,以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的核心建筑四方楼为原型,设计了“黑盒”半地下建筑,寓意飞机失事记载真相的“黑匣子”,以视冲击营造震撼场面。锅炉房、四方楼、结核菌实验室、冻伤实验室、瓦斯实验室等遗址遗迹能够证明七三一部队的侵华罪行。

口述材料可分为施害方证言和见证人证言。由于战后美国与七三一部队石井四郎的罪恶交易,使得七三一部队成员绝大部分逃脱了罪责,没有受到正义的审判。但是在美军调查问讯七三一部队成员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施害方证言,主要来源于《桑德斯报告》、《汤普森报告》、《费尔报告》、《希尔报告》调查问讯是在美军保证七三一部队成员不受审判的前提下展开的。值得关注的是七三一部队上层的证言,如北野政次、石井四郎、太田澄、内藤良一等,这些人掌握更多的信息、内幕和技术。在伯力审判中,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梶塚隆二、日本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少将等12人的证言也十分重要,而在沈阳审判中,对36名日本战犯的审判记录[19],可跟很多档案材料互证。见证人证言包括七三一部队幸存劳工、细菌战死难者遗属、特别移送受害者遗属的证言。

人员名录包括七三一部队成员名录、人体实验受害者名录和细菌战受害者名录,从微观上揭露七三一部队的侵华罪行,也是旁证的有力组成部分。七三一部队成员名录及成员档案是研究七三一部队成员生平的基础材料,据此可以探究日本军国主义形成的思想轨迹,了解军国主义对军人和民众的重要影响。人体实验受害者名录多是以特别移送的形式供给七三一部队使用,可以精确地反映出每一个受害者的来源情况。特别移送档案和名录是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重要证据。特别移送是“日本侵华期间关东宪兵队军警机关不经法庭审判,将被抓捕的谍报人员、抗日战士移交到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行为,是为掩盖其灭绝人性的真实罪行而使用的极具隐匿性和欺骗性的专用语言”[20]。关于特别移送的人数,黑龙江省档案馆藏特别移送档案,能够确认的实名实姓被特别移送者为52人[21]。吉林档案馆藏特别移送档案,能够确认的实名实姓被特别移送者为277人[22]。特别移送人员包括苏中朝战俘、谍报人员、社会闲杂人员,这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权益被无情地践踏了。此外,七三一部队还要往关外输送特别移送人员,日军其他部队也向七三一部队提供实验用的特别移送人员。特别移送迄今为止只发现有一人逃脱,其余都被作为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的“马路大”。唯一逃脱的姜荣泉特别移送档案参考译文,已被笔者详细考证[23]。细菌战受害者名录反映了浙江、义、常德、云南地区遭受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等细菌的侵害灾难。

二、细菌战的反人类本质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表现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弥补岛国人少、资源的不足,以最低的代价达到军事目的,公然违背自己签字的《日内瓦公约》,组建细菌部队,发动细菌战,暴露了其反人类的本质。日本军国主义在组建七三一部队的同时,还在中国各地成立了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还有关东军第100部队、北京北支甲第1855部队、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新加坡冈字第9420部队。七三一部队统帅所有细菌部队,石井四郎是细菌战元凶。七三一部队总部设在哈尔滨平房镇,下设八个部和宪兵室,支队有五个,分别设在林口(162支队)、牡丹江(643支队)、孙吴(673支队)、海拉尔(543支队)、大连(319支队)。七三一部队研究细菌的种类繁多,主要包括鼠疫、霍乱、炭疽、赤痢、伤寒、气性坏疽、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百日咳、性病、结核病、破伤风、巴比斯等。日军在诺门坎、宁波、衢县、金华、义乌、常德、鲁西、云南相继发动细菌战,造成了中国军民大量伤亡,强烈的传染性还贻害子孙后代。受害的地方几代人都不能居住,国际社会严厉禁止。

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狂人控制了日本军人与民众,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可怕之处。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其实质主张都是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空间论。只是因为当时法西斯主义已经臭名昭著,日本才像德国称为纳粹主义一样,称为军国主义。日本细菌战的反人类本质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表现。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到当今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基因均已证明全球人类祖先都来自于非洲,各个种族都是从非洲迁出的,各个民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生活环境的不才造就了当今世界的各个民族,因此种族主义是伪科学,种族歧视更是为人类社会所不齿的悖论。

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变相兜售种族歧视主义,这是反人类的理论。极端民族主义者要求恢复本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地位和疆域,并因此可以侵略其他民族,奴役其他民族,为灭绝人性的屠杀寻找理论依据。日本军国主义高唱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认为日本人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罗斯人,代表亚洲人战胜了欧洲人,有色人种战胜了白种人,表明日本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亚洲民族。七三一部队把做人体实验的受害者称为“马路大”,是圆木的意思,并没有把这些受害者当作人看待,这就是赤裸裸的歧视。

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是反人类的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人类社会视同于动物界,宣扬生存斗争和弱肉强食。歌颂暴力与战争,认为应通过战争夺取生存空间,宣扬优等民族要通过暴力战争保持自身的优越性,才能统治弱者。日本细菌战导致中国受害人数十万,因为涉及到军民数量和扩大传染后的伤亡数量,具体数字无法统计,他们遭受了人类难以忍受的痛苦。

三、人体实验揭露了日本医学界反职业伦理的真面目

七三一部队的建立与陆军军医学校的支持具有重要关系,前已提及这两个单位的人员可以互相兼职,互相调转,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内藤良一都曾兼任教师。陆军军医学校设有七三一部队出张所,与军校合作进行医学研究。1932年7月5日,陆军省计划设立陆军军医学校细菌研究室(《满普受三五七五号》)[24]。七三一部队的前身就是1932年8月陆军军医学校创立的细菌研究室,即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12月8日陆军省批准经费208989日元用于扩建(《陆满普第二六三五号》)[25],次年完成扩建,改称为防疫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向日军各部队提供大量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预防接种液。

七三一部队成员均为医学专业人士,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川岛清、菊池斋、太田澄、碇常重、永山太郎、田部井和、高桥正彦、川上渐、笠原四郎、石川大刀雄丸、冈本耕造、田中英雄、吉村寿人、增田美保、二木秀夫、早川清、天辰良道、渡边道、渡边康、川岛三德、清野谦次、川久吾、所安夫、宫川正、饭田敏行、滨田丰博、渡边荣、长内健三、大石一郎、久保久雄、金泽谦一、斋藤幸一郎、庄生规矩、河山善等均是医学博士出身,很多任职于医学院校,担任医学教授,其余也都是医学研究生或学士。医生当以救死扶伤为责任,奉行人道主义精神,解除人类病痛,保证生命健康。每位医疗工作者在入职前都要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其中有一条,即“绝不利用职业便利做缺德乃至违法的事情”。 七三一部队的军医用活人做人体实验,给人类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痛苦,这些白衣恶魔严重违反医生的职业伦理,为万世所唾骂。

七三一部队通过菌液注射、口服染菌食品的方法使“马路大”中毒,通过注射、内服、埋入等不同手段分别试验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各种细菌,模拟细菌战的射击、饮食、空中爆炸等进攻方法,运用不同剂量和次数分组进行比较实验。细菌实验后迅速抢救,然后进行冻伤实验。冻伤实验冬天在野外进行,夏天在实验室进行。将“马路大”的身体浇上凉水,等到冻得僵硬了,敲击时肢体像木头的声音,再进行抢救,用100摄氏度的热水一度一度地尝试解冻,最终确定37度是最为适合人体解冻的温度。日本军国主义利用这个结论去救治在战场上冻伤的士兵。最后将“马路大”用于毒气实验或野外细菌炸弹投掷实验。“马路大”的器官通过活体解剖保存在标本瓶中,用于后续的研究。

美国解密的二战档案中《七三一部队炭疽菌实验A报告》《七三一部队鼻疽菌实验G报告》《七三一部队鼠疫菌实验Q报告》是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重要证据。医学为战争所扭曲,是现代文明的悲哀。七三一部队成员利用人体实验数据完成的医学学位论文,有违医生职业伦理,学位应予撤销。

四、天皇体制、武士道精神、耻感文化是一场欺骗

日本军国主义奉行天皇体制,将天皇打造成神,以效忠天皇和武士道精神鼓动民众从军侵略,但是不怕死为天皇效忠的虚假宣传导致了日军大量士兵厌战情绪。天皇体制和武士道精神只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己编造的童话。很多士兵“已经不想前往前线了”[26]“地方上的人嘴里口口声声地喊着军人军人,但是心里最讨厌军人。想到人生的一半时间都不得不在军队里度过,就觉得非常遗憾。越是经常把军人’‘舍身奉公、愿做护国的鬼等这些话挂在嘴边的人,就越是珍爱生命,这证明他们在理性上展现了智慧。靖国神社也好,护国神社也罢,都不过是生前一时的安慰。[27]珲春高桥保二给吉林市高桥昌子的信中提到:“今天的战斗中,又有几个战友消失在大陆上,总有一天会轮到我的。”[28]基层士兵对日军虚假宣传的战果也信任,虎头布势部队加藤忠行给密山县福田好一的信中说:“诺门坎战役的战果也令人怀疑。”[29]

日军士兵在军营的生活无聊烦闷。牡丹江富口敏秀给北鲜清津府西尾节的信中记载:“在营满三年,就像关在铁窗内的人迎来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一样,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30]吉林省东安街田中要部队中藤一写给爱知县尾田幸的信反映了日军士兵思乡厌战的情绪“除去吃饭和睡觉再无娱乐可言,现在的自己生活得没个人样。在充满苍蝇与尘埃脏不可耐的兵舍,蒸笼一样的热气让人倦怠、昏昏欲睡、身心俱疲。”[31]白城子深野部队长谷川贤二给热河省铃木正夫的信说:“我也开始非常讨厌军队的生活。即使回到中队也没有任何意义。”[32]有人是因为贫穷才当兵。山中的连司给绥芬河芝冈光喜的信中记载:“每天都来阵地,前途一片黑暗……因为没钱,我才必须当军人。只要有钱,我早就不当这种苦闷的军人了。”[33]

耻感文化是造成日本七三一部队严守罪恶秘密、逃脱惩罚审判的思想背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日本的国民性属于耻感文化,在细菌战与人体实验中,日本军国主义认为只要成功地隐瞒罪恶,不被外人知晓,就不用接受惩罚审判,这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圈的罪感文化完全不同。因而二战后,德国纳粹主义分子能够忏悔,而日本军国主义者却千百计抵赖罪行。七三一部队从成立之时起,就划定“特别军事区域”,对附近村民、沿线火车、飞机实行严格管制。美国作家谢尔顿·H.哈里斯的《死亡工厂》一书记录了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授权美国微生物学家桑德斯与石井四郎交易,他们担心苏联人拿走人体实验的数据,单方面豁免了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用3000人的人体实验数据总结的4篇文章、8000张标本和幻灯片作为筹码,换来了美国的庇护,导致绝大部分七三一部队成员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菊池齐、大田澄、内藤良一等上层军官逃脱了东京审判,这使得日本战后改造不彻底,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屡次试图复活,七三一问题沿至今日为中日争议的焦点。在1946年汤普森对北野政次的问讯中,北野政次还矢口否认天皇知道细菌战,否认日本医学界对细菌战的支持[34]。在汤普森对石井四郎的问讯中,石井四郎否认天皇、陆军省、关东军知道细菌战,否认陆军军医学校支持细菌战。在耻感文化的影响下,他们想隐瞒日本细菌战和人体实验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企图逃脱惩罚审判。战后七三一部队战犯均到日本各大医院、高校、机关、企业等单位担任要职,如北野政次1950年创立血液银行,与绿十字株式会社的内藤良一等人合作,垄断血液行业,牟取暴利。然而,如今学术界已用如山的铁证证实了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罪行,七三一部队战犯终究逃脱不了正义与历史的审判。

总之,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物,全面解读七三一部队的历史,对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教育中学生增强爱国主义信念具有重要作用。客观看待历史,才能振奋民族精神,强大自身,维护和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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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杨彦君主编.日本细菌战档案选编[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514.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t 731 Japanese Invaders and Japanese Militarism 

Huang Yanzhen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JourneySh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00China)

AbstractJapanese 731 army invading China is the produc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Japan's bacterial warfare and human experimentation were premeditated and organized national crimes.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t 731 was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staff headquarters, the land force, the Guandong Army and the Army Medical Hospital. More importantly, Emperor Hirohito was an insider and supporter. Bacterial warfar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extreme national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and its essence is anti-human. Human experiments violate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doctors. The Mikado system, the spirit of Bushido and the culture of shame were deceptions made by Japanese militarists themselves.

Key words:Unit 731, militarism, bacterial warfare, human experiments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67-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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